为了落实新法实施，劳动部特建立工时工资处监督这个新法的实施。

由于仅仅依据市场标准和利率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作出投资决策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各民族国家的经济空间最终失去了它们的宏观调控能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期，在它们的理念下，欧洲福利国家逐步建立起来。

但是，总的来说，欧洲当前福利制度的改革仅仅是福利结构的改革，而不是要颠覆福利国家的基础。约翰·格雷提出了要改革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并对全球放任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提出了警告，目前全球市场起的作用是分裂社会和削弱国家。由此产生的资金筹措问题加剧了涉及社会福利国家成本的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于欧债危机，学者多从经济学、金融学的视角分析其成因，如有缺陷的单一货币制度、国际金融投机、脆弱的产业结构、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频繁发债、畸形的收入分配制度等。自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退休支出增长过快，公共养老金缺口加大，公共财政危机加重。

战后，两极阵营形成，西欧国家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竞争，资本不得不对本国工人让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新自由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下，政府追求社会公正，因此政府的社会再分配政策影响了市场经济下追求自由平等的企业家的利益，提高了企业的社会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制造的高端化，这种情况导致人力资本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技术要素投入。

三是推进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把研发的重心慢慢由科研机构转移到企业去，鼓励高端人才向企业流动。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创新的源泉，要把企业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四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能力，而不只是简单的加工组装的延续。另外，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也是当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通过改革构建创新生态，使创新的土壤上成长出一批新的创新型企业。王一鸣表示，前有围堵是因为随着中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跟发达国家进行竞争，而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设置的国际贸易规则必然会对中国有所制约。

王一鸣认为，现在国际产业变革正呈现新的形态：一是服务化，生产性服务正成为产业链中价值增值的主体，加剧了制造业的服务化经营。五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但已经孕育出各种变化形态，这对中国产业转型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八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扭曲，保证市场上充分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研发。

二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创建研发平台，国家给予一些相应的鼓励和支持，对没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的方式来进行创建。再者，中国的企业要对自己有信心，应该认识到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力资本条件，庞大的制造体系，还出现了许多创新性的龙头企业，加上开放度较高等因素，进行结构调整的有利条件很多。其次，不能只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在供给关系上想办法激活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倒逼市场主体，强化创新驱动，提高供给的效率和弹性。进入 王一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这个思想还是紧追慢赶，并不是一开始很能够站在应用学层面上，需要不断的努力。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做了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对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来源在于当时的说法叫做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场发言中谈到，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不能够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能够使得我们经济改革理论能够向前推进，总体发展跟上。

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以后，需要懂一懂法制，我请教UC的政治学教授请他给我开一个书单，看了一百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着眼于官员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后来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刚才颖一说了，应该说对现代经济学做了一个系统重新学习。我想说的是这样两个不同方向这种争论或者说得严重点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方向的斗争仍然会继续，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不可能一帆风顺。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我到北京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进研究所，特别是经过几次运动以后简直是吓破了胆。

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以至于我跟老龙一块儿引进比较经济体制，这个时候仍然带有很强的印象。

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刚才何迪先生说我是有自信，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你可以看到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

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

法制比体制的重要性，跟法学家的交往像江平教授的交往，有法律不等于有法制，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到了90年代改革实践，两种体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变化，从总量来说非国有部分强一点，但是消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到了21世纪以后改革所得来的成果以一些人极左式由于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号对十四次代表大会定调讲话说了两点，市场经济的作用归纳了两点，一点有效配置资源，另外形成好的金融机制。他们临走的时候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

这个趋势可能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加上我们理论界网络上的辩论，以怀疑这个药方是21世纪以来被有些人所强力推进的方向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加深中国的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在86年当时已经发生很多问题，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对腐败的不满等等。

后来有变化，主要的冲击来自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发现市场制度没有其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支撑，它是无法有效运转。大家对我的学习这一点一以贯之我还是比较认同，学到的知识和表达出来的知识那是变化很大。

后来的讨论里面周小川提出两个主要功能，我当然是支持的，一个是有效的配置资源，另外一个能够形成所谓金融的机密性。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哪里，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

我问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的建议你们的十二五都有。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可能是经济学界的左派矛盾思想很重要的阐述者，以至于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到马列所，马列所让我接待，介绍中国改革的设想。即使在那以后的文章，现在去看，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第四季度增长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又下来，说是7.7，还有外贸增长，我到不少地方都很怀疑7.7，即使7.7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了。

从我的说辞里面可以看到，我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看成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效率和标志。我的朋友对文集写了一个评语，他表扬了一点也是批评也是鞭策，他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以下为发言实录：吴敬琏：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回顾过去，大家对我的评价有些确实不敢当。

正好这个时候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在十八大以前人们对十八大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给予很高的希望，十八大开了以后大家都认为出现了一些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道路，推进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真正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予很高希望，事实从十八大文件来看确实有些情况是存在的。当然80年以后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小一点，要讲到80年以前幅度就很大了。